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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连载】 陶澍传(10)总督两江,改革盐政(下)

发布日期:2020-10-22 09:08:02 来源:安化黑茶传媒平台 陈蒲清 浏览次数:
摘要:《陶澍传》 陈蒲清 著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五章 总督两江,改革盐政——陶澍生平(五)  道光十年(1830),陶澍五十二岁。八月,升任两江总督。总督(从一品)是地方最高长官,总揽军民要政,巡抚、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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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传》 陈蒲清 著
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1版
 
 
第五章 总督两江,改革盐政
——陶澍生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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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年(1830),陶澍五十二岁。八月,升任两江总督。总督(从一品)是地方最高长官,总揽军民要政,巡抚、提督都受总督领导。为了便于掌管军队,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也称“制军”;为了便于监察官吏,兼都御史,也称“督院”。两江是指江南省与江西省。清朝奠都北京后,于顺治二年(1645) 把明朝的南直隶改称江南省,省治在江宁(南京)。康熙六年(1667)把江南省分为江苏省与安徽省。江苏省治在苏州,安徽省治在安庆。两江总督的名称依旧,实际上管理三省。其他总督大多数只管两省(如: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有的只管一个省(如直隶总督、四川总督)。个别省(河南、山东、山西)则只设巡抚,没有联省总督。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后,上《升任两江总督谢恩折子》,道光向陶澍批示:“三省任重,自不待言矣,兼以河盐疲敝。汝既知汝系特达之知,付以重任,矢血诚于寤寐之中,朕亦无可再谕。当今之要,首在得人,汝宜殚竭心力,公慎察查,断不可因循姑息,贻误将来。”清朝的总督,以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最重要,前者在经济上,后者在政治上。
 
  陶澍担任总督不久,赐加“太子少保"的官衔。“太子少保”,虽然只是加衔赠官,但可以表示地位。总督或巡抚,只有获得“太子少保”的官衔,才可以称呼为“宫保”。
 
  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兼理两淮盐政。陶澍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长达十个年头,他扭转盐务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在清朝与整个中国盐政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节 试行票盐,改革淮北盐务
 
  淮南取得成效以后,陶澍到海州,深入到盐场灶户,调查淮北情况。淮北与淮南情况不同。淮南患于商人积盐难销,淮北患于无商人运盐到岸,灶户生产的盐十分之九卖不出去,“灶户积盐不售,无计资生,饥寒交迫之余,岂能坐而待毙?”陶澍于是着手改革。在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上《淮北请试行票盐折片》,请求在淮北试行票盐,提出:“拟将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滞岸即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分设行店,听小民投行购买,运往售卖。择各场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注明斤数及运往何处售卖字样。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如此通融办理,俾灶丁、民贩皆获有生计,而所收税银,又可补正课之不足。”照票用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照票的格式是:
 
计 开
 
  票商(填人名)。系(填籍贯)人。于(某)场(某)垣运盐(多少)引。计(多少)包(多少)斤。运至(某地)发卖。到岸即将照票呈缴当地衙街门销报。应纳税银及盐价经费均已完讫。 
 
(某)年(某)月(某)日
 
  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陶澍上《请将淮北滞岸试行票引章程折子,又附片》,制定了十条具体办法。六月,发布《票盐由场局收垣发放章程告示》,为完善票法而制定了七条章程,对领盐、交易、价格、登记、捆运、秤掣等进行规范,以禁止抬价居奇、脱骗盐本、棍匪把持、代购包买、勒索费用等弊端。接着又正式制定章程十三条,发布《票盐简明章程告示》。
 
  淮北盐务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有二:第一是归局不归商,第二是“改道不改捆”。(参考魏源《淮北票盐记》)
 
  归局不归商,就是设局收税,人人可以请求运盐,不必通过纲商。资本缺乏的平民,最低额可以只请运一引(四百斤)。《覆奏会同体察现行票盐情形折子》说:“淮北盐务实因道远运艰,商力疲滞……以致多年来淮北引目尘封,国课悬宕,灶盐壅积,口岸缺销。臣陶澍前于无可措手之中,筹议票引兼行之法。以滞岸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使人乐于争趋。”这就彻底打破了纲商的垄断,调动了广大商人甚至普通百姓的积极性。据说,魏源就曾经请票运盐,赚了一笔钱。而且,曾经贩卖过私盐的盐枭,也可以请运。只要纳税,就是官盐,只要依法,就是良民。这叫做“化枭为良”。
 
  改道不改捆,就是改良运输方式,减轻成本。原来纲盐出场,每包四百二十斤,分装四袋,运到板浦,由海州分司过秤查验;经盐河运行二百六十里,将盐包搬过永丰坝;过坝后改为小车装运,抵达黄河渡口;过黄河运抵老坝,盐包要并成大包,每包八百四十斤;再转装牛车,运达套河;又要搬运上船,约行一里,用钩杠搬过三坝,进入长河;再行十五里,抵淮北批验所,改成每包一千五百斤的大包,再由盐掣同知检查;然后用钩杠搬入剥船,运至乌沙河,由巡检查验,方可开始销售盐斤。销售途径有两个,一是载入南河大船,运至清江浦,经过三闸三坝,过洪泽湖;一是继续搬堤过坝,至武家墩,搬过湖船。总计,运输途中,要三次改包,六次调换车船,经历“五杠十坝”(十次过坝起驳,五次使用钩杠搬运)。反复改捆、过坝、换船、装车、查验,盐斤损失很大,以致“盐仅七成”。(《清史稿·食货志》)商人因为成本太高,于是大量夹带,超过规定的数量;夹带,又导致关口人员、扛工的勒索,船户、岸伙的偷卖与隐藏。从而,费用比盐价高出几倍。
 
  实行票盐后,规定每百斤一包,纳税领票之后,可以分别由三条道路出发,经过洪泽湖,分赴销售口岸,中途不盘坝、不改捆、不设卡,从根本上打破了纲盐的一整套陈规陋习,减轻了食盐的成本。《清史稿》总结票盐特点说:“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价格“减于纲盐大半”。
 
  淮北推行票盐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年,即道光十二年,在属于食岸与滞岸的三十一个州县推行;第二年推广到十一个比较畅销的州县,只保留跟淮南销售交错的九个州县仍然实行纲盐。原来,淮北所出产的盐,供应五十一个州县。其中十个州县是临近盐场的江苏省州县,叫“食岸”;通过江湖外运销售而供应安徽、河南省的四十一个州县,叫“纲岸”。纲岸根据销售情况,可以分为“滞岸”与“畅岸”。
 
  陶澍改纲盐为票盐,使淮北盐务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滞销变为畅销。《清史稿·食货志》说:“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具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海州分司运判童濂编辑《淮北票盐志略》十四卷(后来增辑为十五卷)并写了序言,总结经验。魏源也写了《淮北票盐记》。《淮北票盐志略》,逐年统计了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个盐场从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的销盐、征税数字。其中,道光十二年销盐242 657引,征税银300 902两,道光十九年销盐464 445引,征税银766 799两。八年共销盐3310769引(溢销1 587 866引),征税银4 926 780两。经常用税银贴补淮南,最高时每年可贴补税银30多万两,几年共拨补989 475两。
 
  淮北盐务改革比淮南彻底,所以成效超过了淮南。不仅盐民生活大大改善,而且上缴了大量国课,甚至贴补淮南的课额。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场,也实行票盐。改纲盐为票盐,实际上是开放官商垄断经济的萌芽性的创举。

 
第四节 压力巨大,阻力重重
 
  陶澍改革盐务是十分困难的。他在道光十二年(1832)上的(《沥陈淮鹾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陈述说:
 
  伏思淮鹾疲敝,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以至愚极钝,于万难措手之时,亟思复还旧规,而力单任重,办理维艰,以前证后,实难得有把握。请就其显而易见者言之:
 
  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他省或数万、十数万,多者百余万,而淮盐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款多额重,成本增而力愈难支。其难得把握一也。
 
  淮盐运行六省,其实本省惟江宁一处,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除例食芦盐、潞盐、浙盐、闽盐、川盐、粤盐各府州外,其余或因场近而食贱,或因邻灌而透私,所真食淮盐者不过中间十数府而已,而犹或有脚私、船私杂出于其间。地隔则志涣难齐,途远则鞭长莫及。其难得把握二也。
 
  各省钱粮,地丁为重,即江苏财赋之区,亦止二百余万,董以两藩司,莅以道、府、州、县,忙分上下,尚难年清年款。而盐务以数倍于各省之钱粮,仅一运司,承以不理刑名之场使,遇事则借重他人,催课则责无旁贷。其难得把握三也。
 
  地方水旱例有蠲缓,而淮课则待用甚紧,不但不能蠲,并且不能缓,按期责课,饥岁犹然。其难得把握四也。
 
  疏销、巡缉,责在文武。往往藉规费为周旋,否即视同膜外。甚者贿纵庇私,反与商人为梗,吏胥兵役,层层剥削。又其甚者,商亦夹私,官既利其犯法以索贿,商亦乐于行贿而邀利。久之视同应得,规费弥添。本管为法令所及,裁革不难;隔省则越俎憎嫌,奉行莫必。其难得把握五也。
 
  凡此数端,皆淮盐积重之由,不自今日始,乃从前亦有敝坏,旋跌旋起,至今日而几于一坏莫支者,盖今昔情形实亦有不同。溯查国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迨后盐规、匣费、节省等项多由陋规改为额款,加增一百余万。再加外支兵饷、养廉、巡缉、辛工、书院、义举、办公等费,与发交内外各衙门及地方公务各息本,按月生息,而科则数倍于原额。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至嘉庆二十年后,而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嗣是课额多悬,转输无力,或数年始行一纲之引,或铳引而全纲不行。垫欠亏挪,百端支绌,十数年来遂无有能振起者。譬之负担者然,日肩百斤,可行一站;加以五六十斤,仅行半站;加至逾倍,其蹶也必矣。淮盐之敝,何以异是?
 
  ······夫淮盐之敝,数十余年矣!商疲课绌,百弊丛生。奏销不前,则谬为报效以缓正课;支用无出,则擅动库款以应杂需。而且批解紧急,则贴色贴息,不惮剜肉以补疮;津贴弥缝,则公补公摊,无异桃僵而李代。库款既竭,而典䝷遂及于根窝;私质无凭,而虚伪遂流为印本。其尤贻患后来者,借本认息,本罄息存,以数十年后之膏血,拔而用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四千余万之旧项巳空,一千余万之欠款仍悬。毋怪乎昔枵而犹能挥霍,今敛而弥形枯窘也。
 
  这篇奏章分析了盐务改革面对的五大困难。包括:一是盐税课额巨大,每年要上缴国库的白银达七八百万两,相当几个省的赋税;并且要负担内务府等内外各衙门的高利贷借款,贷款本金七百八十余万两,每年应完息银七十八万余两,而且,这些高利贷借款的本钱早已经被花光了;二是运行六省,志涣难齐,鞭长莫及;三是任务重,却人员缺少,仅有一个运司负总责,加上几个没有司法权力的盐场大使,遇事就要借重他人;四是遇上水旱灾害,没有蠲缓,而且期限紧迫,要求年清年款,不能延误;五是风气败坏,缉私困难。
 
  除了以上五大困难,还有其他困难。例如:盐务改革刚开始,招商困难,缺少能够承担运销的盐商。当时,除了少数获利的总商,大多数盐商都已经“包垫挪借,赔累不堪”,面临破产境地,能够办运的盐商从数百家跌落到数十家,后来淮南只剩下十数家,淮北甚至只有一两家。而且,改革的第一年(道光十一年)就发生大水灾,生产停滞,运输受阻,销售困难,朝廷却要求在道光十二年二月就要全部上缴十一年的盐税。陶澍只好上《盐务奏销展限奏折》,恳求展限半年,朝廷只批了四个月,而且只允许这一年展限。所以,陶澍在《覆奏条陈盐务请仍守成法折子》说:“无如自三月开纲以来,始而章程初定,商情不无观望;继而被水成灾,场灶又多漫淹;加以商本乏竭,力能办运者不过十数家,设法支持,勉图接济。此等情形,总缘从前之受病太深,故此日之复原非易也。”
 
  困难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还有重重阻力。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有不法的盐商,有借运漕粮而贩私的八旗兵,还有各处关口损公肥己的官吏、船户、岸伙,还有搬运盐包而勒索小利的扛工,等等。《清史稿·陶澍传》说:“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道光十年(1830),改革刚起步,仪征县就发生了这些人的请愿事件。参加者有几百人。朝廷的史致俨、吴椿、卞士云等官员们,转奏仪征县绅士公信,对事件加以夸大。他们宣称:数万夫役,顿失生计,“四五千人哀求乞命,哭声满路,市铺关歇,货物不通”。朝廷追查事件情况,陶澍冷静对待,上《覆奏仪征掣捆夫役跪求折子》,澄清事实真相,证明他们是夸大事实,并且指出:“伏查两淮盐务,为游民衣食之场。平时依倚商门、苟图温饱者,蚁附蝇营,不可胜数。遇有整顿,虑不便于若辈,或编造歌谣,或捏成蜚语,顷刻传播,混图挟制,掣肘多端,由来已久······现在盐务章程已定,毋庸更议。”陶澍力排众议,毅然坚持。
 
  不法总商们自始至终不放过陶澍。随时窥伺,抓陶澍的小辫子,使陶澍受到处分。比如,陶澍上的奏章往往有皇帝的批示。但是,奏折纷繁,事务繁多,不容易查阅,特别是外出不便携带。陶澍因而将它们汇成卷册,遇事检查。这件事被给事中鲍文淳知道了,于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上奏折说,陶澍办理票盐不善,又私刻皇帝朱批。道光接到奏折,仔细分析,批示说:“将原刊奏疏呈览,朕详加披阅,其所刊刻,俱系发钞事件。惟封疆大吏所奉朱批,理当慎密。陶澍辄行刊布,迹近沽名,殊失公尔忘私之义。陶澍着交部议处。”部议给陶澍降三级并调用的处分。道光知道陶澍一旦调走,改革就会破产,改为陶澍降四级留任。陶澍于是上《部议降调改为降留谢恩折》说明刊刻原因。道光还察觉了鲍文淳的意图,同时批示:“鲍文淳此奏,捃摭琐屑,意涉挟嫌,此风断不可长。鲍文淳着一并交部议处。”部议给鲍文淳降三级调用处分。道光干脆批示,鲍文淳不能任给事中,回翰林院任编修。那个鲍文淳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陶澍所裁革的总商鲍有恒的近族,比屋而居。鲍文淳未中进士时,常在扬州与盐商来往周旋。不法总商鲍有恒被裁革后,他也少了收入。
 
  盐务改革,还触犯了押运漕粮而贩卖私盐的八旗兵。八旗兵是满清朝廷的依靠力量。道光十三年(1833),漕运总督贵庆上奏章说,江广道远,运丁苦累,拟允许增带食盐,过扬州时纳课,并请将沿途查缉漕船夹私的委弁撤回。陶澍坚决反对,九月上《漕委员弁未便撤回及任带芦盐折子》。漕运总督贵庆再次提出回空粮船携带芦盐主张,并制定章程五条。十月,陶澍上《覆奏粮船毋庸借盐调剂折子》,分析并反对贵庆的五条章程。又上《再陈粮私最为淮纲之害,现在缉私紧要附片》,终于得到道光批示:“所奏是,实力行之。”道光还任命恩铭接替贵庆担任漕运总督。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史许球批评陶澍以缉私为重,一味济之以猛,恐帮丁铤而走险,另起衅端。十一月,陶澍上《覆奏许御史条陈江广帮船带盐情形折片》回答:“满载私盐,照例已应军流。今只搜起其盐,趱行而过,是正因漕务而济之以宽,似不得谓为一味以猛。”这才稳住了阵脚。
 
  盐务改革刚开始,就要忍受这么沉重的压力与阻力,是非常不容易的。王凤生、俞德渊、刘万程,先后累死,就是显著表现。道光十五年(1835),办理盐运最得力的王凤生(曾经担任盐运使)积劳病逝。十六年(1836),盐运使俞德渊病逝。陶澍写《祭俞陶泉都转文》说:“得君耗,莫不失声,如丧余之右臂”,“君之疾作,非不可痊,徒以关心盐务,拳拳不能置,以至于沉笃不起”。十七年(1837),继俞德渊而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刘万程,因劳累压力而重病染身,自杀。三月,陶澍上《覆奏刘运司急公出缺并淮盐销滞情形折子》,说明刘万程是因压力太大而自杀。陶澍再次陈述两淮盐务的巨大压力:一是课额巨大,而且递增难减;二是资本太重,难于周转;三是完课之期,不能一例;四是各岸私侵,不能尽绝。奏折请求派钦差大臣“来江筹议查办”。道光拒绝陶澍的建议,并给以严厉的批评。直到四月,朝廷才任命陆荫奎为两淮盐运使。陆荫奎远在川东,到任前由姚莹代理。
 
  盐务改革的过程,就是顶住巨大压力与战胜重重阻力的过程。

 
第五节 成绩卓越,裕国便民
 
  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二十四日,陶澍总结办理两准盐政的情况,上《办理淮鹾八年比较情形折片》。奏折说:“两淮盐务,为东南财赋之区。国帑民生,攸关甚巨。自嘉庆末年,口岸滞销,商情闲敝,大局难支。驯至道光十年,鹾纲废坏,已一蹶而不可复振。仰奉特旨。裁除盐政,改归总督管理。”“臣受事之初,原知整顿维艰,实与从新起造无异。只以渥承高厚,不敢避事畏难。用是,任怨任劳,力图报称。数年以来,仰荷圣明洞烛,随时指示机宜。如裁浮费,散轮规,禁私枭,轻课本,均能培养商力,保固库储。”
 
  八年整顿,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二是课裕,三是商利,四是民便。
 
  改革之后,官盐价格大大降低,盐引畅销,而且连多年来积压的盐引也带销了。税收方面,道光前十年中,淮南欠帑达一千九百多万两,淮北欠课银二百余万两;而改革八年以来,淮南、淮北共上缴正杂课银二千四百万四千五百六两六钱二分四厘。不仅在税收方面年清年款,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道光前十年中历年的积欠。《清史稿·食货四》:“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十条······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
 
  盐务改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尤其是淮北改行票法,轻本便民。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卖盐避免了中间盘剥。而且,遇上大的天灾,农业歉收,贫苦百姓还可以借贩运维持生活。
 
  票法虽然前人也实施过,但是不完善,漏洞多,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陶澍改革,一是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二是使用经济手段解决私盐问题。陶澍改革后,盐价降低,不仅使一般贫苦百姓与灶民受益。而且打破垄断,人人可以贩运,使不少私枭化为良民。
 
  当然,陶澍改革对纲商是巨大打击。邓之诚《仲华二千年史》卷五:“两淮盐课最多,盐商最盛,乾隆以后,包垫挪借,赔累不堪。陶澍始创为引票兼行,为淮盐一大变革,而淮商始衰。”原来富贵胜过王侯的垄断纲商,急速地衰落。当时文人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浪墨》卷一记载了“纲盐改票”的情况,即实行票盐前后淮北纲商的盛衰境况:
 
  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奇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相互矜尚。其黠者与名人文士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文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对陶澍的盐政改革,大多数人士都评价很高。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整顿盐政时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弊。”(《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治理以复旧制折》)曾国藩基本采用陶澍的票盐政策,所不同的只是陶澍实行散轮,而曾国藩实行整轮。这是因为形势变化。陶澍改革时,商人囤积居奇,弊端丛生,故陶澍解散轮规;曾国藩时,商人跌价抢售,于是曾国藩“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清史稿·食货四》)。
 
  现代,研究中国盐业的专家曾向丰说:“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中国盐业之动向》,载《东方杂志》34卷7期)陶澍的实际成绩甚至超过了刘晏。《沥陈淮鹺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说:“昔者,唐臣刘晏榷盐,初年六十万串,季年至六百万串,古今以为美谈。然考刘晏以宰相出领度支,合天下之盐而榷之,自宝应元年壬寅受事,至大历十四年己未,经营十有八年,始有六百万之课。今则淮引所行不及刘晏所领之半,而一岁所需逾于季年六百万之数,即使善榷如晏,恐亦难以蹴幾。”这里说的是困难,后来却成为改革的实际业绩。陶澍改革八年,淮南、淮北共上缴正杂课银二千四百万四千五百多两,大大超过了刘晏改革十八年的成绩。
 
  总之,陶澍改革盐务成绩巨大。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扬州与盐商的衰败是从陶澍推行票盐开始的,陶澍对盐商过于刻薄,两淮盐务的改革是对“民间资本的摧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研究者们应该注意:
 
  第一,陶澍打击的对象只是垄断盐务的纲商,不能等同全部商人。改革前,纲商们垄断“根窝”,一再转卖,抬高价格,是依附在“商业资本”上面的赘疣。陶澍裁撤了“运盐无几······借以菅私获利,实属把持”(《会筹盐务章程折子》)的总商,又降低了纲商们“窝单”的价格。改革前“窝单”每引转手就能卖到二三两银子,整顿后每引改为一钱二分。这一项就大大降低了食盐价格,使普通百姓获利,而且使盐引能畅销,普通商人不致因盐引积滞而资本占搁,促进了市场的运转,对大部分商人是有益的。
 
  第二,纲商的繁华,是以祸国殃民为代价的畸形繁华。他们将获得的巨大利润仅仅消耗在自身的享乐上,而没有把这些资本投入到盐业扩大再生产之中或者发展其他产业之中。他们勾结官僚,享乐腐化,不具备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纲盐制度所代表的是封建性的垄断制度,不废除势必阻碍经济的正常繁荣。
 
  第三,纲商制度,本身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阶段。当时的情况是纲商们已经“包垫挪借,赔累不堪”,繁华局面也无法维持下去。道光十一年陶澍接手盐政时,纲商实际多已破产,他们已经没有了从前繁盛时期的经济实力。很多盐商甚至连办盐的资本都没有了,能够办运的盐商从繁盛时期的数百家跌落到数十家,后来淮南只剩下十数家,淮北甚至只有一两家。所以陶澍说:“弊起于商而不利于商。”弊端是商人自己图谋高额利润和腐化所造成的。如果还不改革,那么,不仅两淮盐业可能崩溃,在经济上占半壁江山的两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会面临危机。
 
  第四,陶澍是用经济手段改革,而不是采用封建的剥夺方式。陶澍的改革,并没有没收商人的合法收入。陶澍与钦差大臣王鼎等合拟的《会筹盐务章程折子》的第二条,就只要求纲商们守法,“按纲给单”,并“格外体恤”,为纲商们保留了部分窝价(特权)。《覆奏查明职员条陈淮商积弊审拟折子》,更是保护纲商合法利益的一个典型事例。改革一开始,陶澍就奉旨革退了总商邹同裕、鲍有恒(见《敬陈盐务积弊折片》)。但是,道光十一年,职员胡邦光诬告盐商鲍有恒。陶澍查明情况,认定胡邦光诬告,鲍有恒无罪,于是上了《覆奏查明职员条陈淮商积弊审拟折子》。这说明,陶澍撤销总商,完全是出以公心。
 
  陶澍在《覆两湖讷制军书》中,还同情商人“苦情难诉”,反对将“淹消盗卖”等盐务弊端完全归罪于商人:“盖其自递报呈,由勘验以迄结案,需费已不可胜算;幸而详结,何敢再事呈渎取累?故不顾已破之甑,忍气吞声,补运了事。其补运虽免钱粮,而每千引钱粮正杂只三四千金,其盐本运脚实需七八千金,再加淹消办案之费,已几亏万金之本。”
 
  第五,陶澍不仅不压抑商人,而且具有重商思想。陶澍在改革中体恤商人,尽力方便商业活动的开展。封建时代,官府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往往可以处处设关建卡,阻止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陶澍在票盐改革中,严禁官府或地方黑恶势力设卡,防止他们勒索商人。他在《沥陈淮鹾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中说:“定加斤,核水脚,以固商本;轻科则,缓成加,以纾商力。长途则护送之,以防船户之盗销;扛坝则清厘之,以免匪徒之讹索。凡所以为商计者,实已不遗余力。”陶澍实行票盐,打破了垄断,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包括民间资本)运销食盐,并加以保护。因此,这实际上是振兴盐业,扶持盐商,而不是对民间资本的摧残。实质上,陶澍是具有重商思想的。正如蔡泽华的《陶澍重商思想评析》所说的:“陶澍实行漕政和盐政两大改革的成功,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具有深远意义”,陶澍主张自铸银币,是“重商思想发展的必然”,“完全接近于近代货币理论”。
 
  此外,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浪墨》所记载的淮北纲商的盛衰境况,是指淮安的“河下”,即所谓“小扬州”,而不是指扬州。清朝,淮南盐商聚居于扬州,淮北盐商聚居于淮安。改票盐前,淮北盐运分司就驻扎在淮安。但是,淮北纲商基本不行盐已经几十年了。所以,改票盐后,盐运分司搬到了海州。由此可见,改票与扬州的盛衰并无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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