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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连载】 陶澍传(8)巡抚江苏,创办海运

发布日期:2020-10-15 11:48:00 来源:安化黑茶传媒平台 陈蒲清 浏览次数:
摘要:《陶澍传》 陈蒲清 著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四章 巡抚江苏,创办海运——陶澍生平(四)  道光五年(1825)五月,陶澍调任江苏巡抚。他是跟江苏巡抚张师诚对调。因为,江苏的地位比安徽更加重要,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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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传》 陈蒲清 著
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1版
 
 
第四章 巡抚江苏,创办海运
——陶澍生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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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五年(1825)五月,陶澍调任江苏巡抚。他是跟江苏巡抚张师诚对调。因为,江苏的地位比安徽更加重要,而且,又要创办海运。所以,道光皇帝才作了对调的决定。道光皇帝朱批说:“朕所以调任江苏者,观汝颇可干济,藉资整顿。汝其实力实心,以渐而入。通省吏治、民风,全系于汝一身。而用人,更为当事之急。勉之,慎之。”
 
  陶澍在江苏巡抚任内,除了赈灾、治水,最突出的政绩是整顿漕粮运输,特别是倡导海运。
 
 
第一节 整顿漕务,疏通运道
 
  漕粮,就是通过水路向朝廷输送粮食。中国上古时代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北方(如:西安、洛阳),漕粮靠河运,以黄河为主要通道。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后来居上,粮食要北上,所以隋炀帝开了大运河。元朝建都大都(北京),运河又淤塞,南方漕粮曾经实行海运。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力疏浚运河,建立机构,由军队运输漕粮。清朝继承明朝的制度。
 
  漕粮运输,是清王朝的生命线。朝廷每年要从南方运送约四百万石漕粮供应京师。《清史稿•食货三》:“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仓]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
 
  陶澍管辖的两江三省(江苏、安徽、江西),是漕运的关键地区,特别是运河经过的江苏省。一是两江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漕粮占全国漕粮的一半以上,“京师百万生灵,皆仰给于东南”(陶澍《复王垣夫先生书》)。二是浙江、湖南、湖北三省的漕粮,也要经过江苏北上。
 
  清代漕运,机构庞大,实行军运。漕运总督是正二品,加尚书衔为从一品,驻江苏淮安,总管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的漕运。职权跟地方总督相当。下设一整套独立于地方的官僚机构,有文官,有武官。各省漕船,则有船帮的组织。漕船由旗丁押运。从民间花户征收粮米起,至到达通州、再上北京交兑粮米止,距离数千里,多次转运,手续繁琐,花费沉重。陶澍深感人民负担沉重。《覆奏苏省钱粮查禁帮费陋规折子》说:“江苏赋额,甲于天下。在阎闾本属支持不易。”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覆陈恭甫书》)。主要的弊病有五个方面:一是漕运机构和人员日益庞大。运漕的军船有几千艘,军丁水手达十万人左右。起坝征集的民工,更是无法统计。二是层层勒索。漕粮要经过征收、交兑、查验、运输、入仓等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关卡层层,为官员勒索以中饱私囊大开方便之门。首先是基层官吏在征收时勒索百姓;接着是粮船的旗丁,往往借口米色,勒索州县官员;然后沿途与管理仓库的官吏勒索粮船。漕船过淮、过坝、交仓、投文,都需向有关官员行贿。《清史稿•食货志三》说:“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清史稿•食货志三》接着说:“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运粮帮船,过淮、过坝、交仓、投文,“每帮漕需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三是负责运输的旗丁、官吏、奸商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如:漕船夹带私货,贩卖私盐,盗卖漕粮。交兑时,漕粮不足,乃掺和沙土,甚至故意倾覆其船,反责地方赔偿。四是地方的衿棍,包办漕粮,既盘剥小民,又要挟官府。五是运河淤塞。我国地势,北高南低,运河水量往往不足。运输时,路程遥远,常常要盘坝起驳,浪费巨大,“每过紧要坝闸,牵挽动须数百人”(《清史稿•食货志三》。河水不足,经常借黄济运,屡开屡灌,泥沙淤积,造成水患不断,粮道不通。陶澍从安徽到江苏上任途中,写了一首诗,叫做《乙酉六月二十日抵清江浦,天气甚热,运夫数万人般米过坝,由河口接运赴通州也》,描写了民夫搬米过坝的困苦情形。
 
  以上各种弊端,使运输费用大大超过粮价;而巨大的费用,又全部转嫁在老百姓身上。百姓交粮时,甚至一石粮加收七八斗。《清史稿•食货志三》:“漕米至京,一石费二十余金,官民交困。”
 
  陶澍从三个方面改革漕运:一是废除陋规恶习,删浮费,禁勒索,裁陋规、严制度。他上《申禁帮船加索津贴并酌拟调剂旗丁折子》,强调除“酌定津贴之外,不许丝毫需索”。上《附陈漕务情形,严禁包漕陋规折片》,指出:“江苏漕务疲敝已久,在闾阎则每苦浮收,在州、县则又患刁抗。”《附陈漕务情形,严禁包漕陋规折片》特别指出一些衿棍、生监往往集零户为总收,包办漕米,从而盘剥小民,要挟官府,从中渔利,“大为漕害”。二是疏浚漕运通道,建议开辟新的运漕通道。他组织力量,疏浚漕运通道,把自丹徒至丹阳的徒阳运河挑切宽深,开挖了著名的猪婆滩;修复练湖,增加运河水源;又发现横闸、越闸均系由运河通江之路,可以避开京口闸的浅阻。三是创办海运,并主张坚持海运。

 
第二节  周密规划,创办海运
 
  陶澍改良漕运的最大贡献是积极创办海运。
 
  清朝开放海禁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都曾经讨论海运,由于反对者占优势,一直没有实行。道光五年(1825),由于黄河泛滥,运河阻塞,户部尚书英和提出:“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当时很多人都对海运表示怀疑。主要反对理由有:①海运风险大,天灾难测,“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②有盗贼,要庞大的护卫水师;③雇船成本高;④容易霉变;⑤漕运旗丁失业,恐怕闹事;⑥前代海运大多失败。两江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都表示反对,不敢承担责任。道光皇帝只好把陶澍调任为江苏巡抚,又把赞成海运的琦善调任两江总督。《清史稿•英和传》说,道光皇帝“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江苏巡抚力行之”。
 
  陶澍到任后,先后上《筹议海运及暂收折色、停运治河各情形折子,附片一件》、《查看海口运道,并晓谕商船大概情形折子》、《会筹海运事宜折子,附片一件》等奏折,积极筹议海运。
 
  陶澍周密规划关于验米、赴津交米、押运等方面的事宜,并请朝廷派遣大臣到天津及时验收。道光五年六月,发布《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告示对船户、商人、舵工、水手等详细交代政策:保证行船自由、价格公道、有利可图;沿途派官兵保护,发生意外事故则公平处理;验米与交米的手续简便,防止官吏差役勒索;允许另带一定土产,回程可以另运其他货物;运米较多的商人,可给予职衔、顶戴的奖赏。七月,在琦善的支持下,陶澍偕同布政使贺长龄等奔赴上海,召集海运船户商人,宣讲政策,调查访问,考察运道。当时,贺长龄任苏州布政使,负责统筹;魏源为贺长龄幕僚,参与筹议。
 
  道光六年(1826)正月,陶澍亲赴上海督办海运。二月,绘制、上奏《海运图》,指挥首批海运船队从上海出发,任命川沙营参将关天培随船队出发,督运保护。六月,在上海指挥第二次海运,六月底海运船只抵达天津,朝廷派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为钦差大臣监督验收合格,丙戌海运完成。
 
  此次海运困难很大。正如陶澍《海运全竣,船行顺利折子》所说的,海运有六大困难:①“创始甚难,人情观望”;②“风水沉失”;③“雇拨船只难敷,倘纷纷封捉,即为行旅商民之病”;④“盘量稍稽,即误风汛”;⑤“海运用费,初无成式,筹画稍疏,更恐不肖官吏借端扰累,易致刁民借口”;⑥“商船赴津,风利东南,及至回帆,又宜西北,一往一来,非只旬期,万一停阻,有妨二运”。
 
  海运克服上述困难,成绩巨大。主要成绩是:①如期而安全地完成运输任务。船由吴淞出崇明、佘山,北放大洋,趋成山,转之罘,以达天津,水程四千余里,往返两次,不爽时日,运输漕米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多石。虽然屡遇风暴,却措施适当,履险如夷。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与粮食。共节约白银十多万两,节约漕米十多万石。③减轻了民众痛苦。民众可以避免官府和旗丁的勒索,可以避免被征调去为国家服苦役。
 
  海运的创新表现主要是:①改革运输道路,以海代河。清朝以前的各个王朝,只有元、明两朝实行过规模比较大的海运漕粮,其中元朝海运最成功,八年也只运了几十万石,而且漂失动以万计。此次海运,超越前代,是中国海运史上空前的壮举。②改革运输手段,以商代官。陶澍不采取官运。如果采用官运,势必用强迫手段征调民间船只与人力,危害百姓;陶澍采取商运,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的运输力量(船只、水手),包用各种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三只,分两次装兑运输漕米。他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从而调动了船户、商人、水手的积极性。
 
  海运成功,一时好评如潮,朝廷表彰琦善、陶澍、贺长龄等,陶澍赏戴花翎。正如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所总结的,海运有六便四利,“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为东南拯救第一策。
 
  陶澍不认为海运仅是权宜之计。此次海运成功后,陶澍跟新任两江总督蒋攸铦一道规划了长期实行海运的方案,上报朝廷。可惜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某些客观因素,海运在第二年就被迫终止。陶澍只好主持编辑了《江苏海运全集》,共十二册,亲自作《海运全案序》,总结经验,留给后人。
 
  陶澍逝世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于河运根本无法供给朝廷的漕粮,道光皇帝才不得不下令复行海运,河海并举。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巡抚杨昌濬请以轮船运输漕粮,清廷于是命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此后,海运日益占据优势。到光绪年间,终于全部实行海运。
 
  陶澍积极创办海运,实际上开了近代运输改革的先河。《清史稿•食货志三》说:“夫河运,剥浅有资,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日贫。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众饱,无造船之烦,无募丁之扰,利国便民,计无逾此。洎乎海禁大开,轮船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悉废,而改征折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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